廖 育正

布爾迪厄對康德的美學進行了「通俗批判」，他以社會學方法駁斥了無關乎利害等美學思想，主張品味的形塑與社會的構成有高度關係，而個體透過「幻化－遊戲感」在社會場域中實踐。但在洪席耶看來，布爾迪厄的理論將主體的品味與自主性限縮在社會框架裡，忽視了人在事物前得以「懸置」，在「警治」內得以「政治」的「自由遊玩」的美學可能性。兩人看法的差異，涉及結構觀點與行動視角的多重辯證，也有哲學美學與社會學美學不同側重的角力。本文試圖釐清兩者的主張，並透過「幻化遊戲」及「懸置遊玩」這組概念，與三種層次的自主性去解釋他們進路的差異。

〈聲無哀樂論〉專注於一個問題：聲音是否具備哀樂的性質？秦客認為，聲音有哀樂，唯「善聽察者」能聽出。嵇康所化身的東野主人反對這項看法，主張聲音是中性的存在，其中沒有哀樂。秦客與東野主人的「聽」，意味著兩種不同的體驗模型。

本文指出，「善聽」可以不必建立在「聲有哀樂」的前提上，此即表現為東野主人的觀點：聲無哀樂，主體當有另外一種聆聽。簡要地說，秦客之聽，意味著聲音與情感具備連續性；東野主人的觀點，則是讓聽者超克音樂所帶來的「躁靜」等身體反應。嵇康–東野主人推薦「心感於和」的傾聽模式，開啟中國音樂美學的新進路，迥異於巴夫洛夫式古典制約，成為一種屬智的「絕對聆聽」。

在談論道德責任（moral responsibility）歸屬時，一種常被接受的看法是：某人對某事具有道德責任，若且唯若某人在自由意志下，促使了某事的發生。換句話說，若是人無從避免去做一件道德上應受譴責的事情，則不被歸屬道德責任。而朱熹（1130-1200）以心統性情的義理架構，作為其倫理思想的心性論基礎，這樣的系統究竟能否歸屬道德責任？當代學人對此有許多歧見。他們的意見為何產生衝突？朱子心性論可以回應道德責任歸屬嗎？這是本文意欲探究的重點。
本文的結論是：當代學人各條研究進路之糾結，大致可以視為相容論與不相容論之爭的中國式展開；對此大哉問，形上學一日不得解，便一日沒有答案。然而在上述糾結之外，若還有回應問題的空間，或許在於以本體工夫論，兼及體驗論的視野，將心詮釋為性情的突現(emergence)，去照應涵養省察、格物致知、克己主敬等思想──進而能將Peter van Inwagen的話改寫為一種中國式的言說：心性情之間，別有一種神秘的工夫。

「太陽花」是藝術嗎？這個問題的提出，緣起於第十三屆臺新藝術獎將「太陽花運動」列入「第一季提名名單」，隨後，引發了一系列議論。大致而言，此一提名事件意味著：一個備受重視的藝術機構，正式承認了一個政治運動不僅可以是「藝術」，甚至可能是「年度最佳藝術」。
此議題帶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，本文以正反並陳的方式，檢討相關的論述文獻，歸納並析評當前所見的四種主要進路：(1)「藝術即政治」──取消範疇界線，使概念同一；(2)「查無此人」之為藝術──以「取消作者」為藝術界定進路；(3)「藝術形式」之為藝術──以「藝術形式」為藝術界定進路；(4)（藝術的）現象學描述與關係進路。
進而，本文說明「臺新獎提名太陽花」此一事件可能擔負的滑坡效應風險，及其所面臨的美學與倫理學如何嵌結的問題。最後，以藝術終結論作為理論對照，試圖對此提名事件提出一種詮釋──它是對（在新自由主義政經極端同構的社會現實中）淪於邊緣的藝術，所發動的一次（無特定對象之）自爆式攻擊。「太陽花是藝術嗎」此問題之重要性，就在於它無意間將美學與藝術哲學逼入了死地；它看似「終結」，作勢「自殺」，卻反倒激發出全新的討論向度和美學可能，而間接暗示了某種先鋒性意義。

環境美學中「肯定美學──自然全美」的主張，由Allen Carlson「以對象為導向」(objected-orientated)的科學認知主義(scientific cognitivism)進路得到了詳盡的建構。Carlson強調要「將自然如同自然般來考慮」，主張要對自然環境「如其所是，和如其所具有的屬性去欣賞」；他並以「『藝術史的知識』之於『藝術』」作為類比，來說明：那些關於自然界的知識，才是人們能否恰如其分地欣賞╱鑑賞(appreciate)自然環境的關鍵因素。
在廣義的跨文化哲學詮釋上，有一種看法連結了《莊子》與肯定美學──認為《莊子》不僅是「自然全美」的先聲，更超越了Carlson式的「肯定美學──自然全美」。對此，本文試圖提出另一種看法，認為《莊子》思想不僅不能支持「自然全美」之說，反而在根本上擾亂了Carlson式的肯定美學。《莊子》這種表面屬「談美」的話語策略，其實是一種思想上的干擾，一種對「過度人文化」之「儒家美」的游擊。放在思想史的脈絡來看，「莊周談美」談的其實不是肯定美學，而是「以美攻美」。《莊子》確有可能詮釋出一套獨特的環境美學，但那將與Carlson式的肯定美學具有截然不同的風貌。